在中国古时，年是以谷物的生长周期来计算的，人们盼望过年，其实就是盼望收成。所以我觉得，年好像不是时间，而是目的。四季的辛劳，都是冲着年去的。人们平日节衣缩食，便经常发誓说，过年时要好好享受一下，蒸上几碗肉，换件新衣服，还要唱戏，闹秧歌。一个年过了，就盼着下一个。
插队时，有一个问题
县里逢五逢十是集，有一年不知是哪位县太爷的主意，居然定了十二为集，我们还在掰指头算日子的时候，老乡们已经准备好了上集卖的洋芋萝卜。什么二月二、四月八、六月六，这些民间的节日，更是一天都不会差，该剃头的剃头，该烧香的烧香，该蒸馍的蒸馍，谁都不会落下。清明节上坟祭祖，五月端午包软米粽子，八月十五做月饼，只不过陕北没那么丰富的月饼馅，能放一点糖就不错了。冬至扁食夏至面，穷归穷，可祖上传下的这些风俗习惯，到了日子，多多少少都得有点表示。传统和记忆是不可分的，没了记忆，也就没了传统。
一个月有那么多的日子要记住，还有节气呢，我很惊异许多老乡“斗大的字不识一筐”，可一年二十四个节气，每一个都记得那么准确，那么清晰。我们这些从城里来的学生，本来就对农历很陌生，对节气就知之更少。我们的脑子里，记得还是阳历，还有那些具有政治意义的节日，可在农村里，阳历似乎没有地位。老乡们依据节气来指挥生产，调节生活。我注意到，村里并没有一个智者，专门发布农耕的消息，每一个庄稼人，似乎都对节气有一种本能的敏感，村里的那些地，什么时间耕，什么时间种，什么时间锄，一项接一项，不紧不慢，总能按时完成。
和老乡们接触得多了，我才知道，民间自有信息的传递方式，虽然他们没有书和报纸，可他们有民歌和农谚，世代在口头流传着，牢牢地扎在他们心里。你看《五哥放羊》《迎春揽工》，都是从正月唱到腊月，每个月什么气候，该干什么，清清楚楚。“四月里，四月八，娘娘庙上把香插。五月里，五端阳，软米粽子蘸沙糖。六月里，六月六，新麦馍馍包羊肉，七月里，七月七，天上牛郎会织女……”还有《对花》，正月里迎春花，二月里水仙花，三月里桃杏花，四月里牡丹花，五月里石榴花……直到腊月的老梅花，几乎每个陕北人都会唱。植物是季节的标志，民歌也就成了他们心里的年历。
还有那些农谚呢，《二十四节气歌》自不必说，不识字的老汉都能倒背如流。陕北农民的语言中，谚语也是极具特色的组成部分，它列出了劳作的时间表。比如：“二月二，龙抬头，大家小户使耕牛。”“立春雨水到，早起晚睡觉”，“清明前后，种瓜点豆。”“枣芽发，种棉花。”“麦黄种糜，糜黄种麦。”“白露种高山，秋分种平川。”它还提醒人们注意：“人误地一时，地误人一年。”“清明前后有雨，胜似秀才中举。”“麦怕四月风，风过一场空。”“有钱难买五月旱，六月连阴吃饱饭。”这些祖辈流传的精炼话语，是劳动智慧的结晶，你不用怀疑它的准确性，照着办，肯定没错。
一年四季，我们就在节气的变换中，耕耘着土地，伺候着庄稼。城里的时间，在钟表上流过，乡下人的时间，在庄稼的叶片上流过。这庄稼，就是大自然的时针，准确地标志着季节的进程。
“春分麦起身，一刻值千金”，蛰伏了一冬的小麦，变成绿油油的一片，挺起了腰身，每日清晨，叶梢上挂满了露珠，打湿了农人的裤脚。“谷雨麦挑旗，立夏麦头齐，小满半截仁，芒种见麦茬。”你若抬眼见到小麦的长势，就知道还应该干什么。“清明早，小满迟，谷雨种棉正当时。”趁着谷雨墒情好，赶紧把棉花种了。到立夏前后，谷子下地，接下来的小满，是麦田管护的关键时期，“小满不满，麦有一险。”这时，还要种下红薯。
到了芒种，小麦成熟，塬上坡下金黄耀眼，全村老少都喜滋滋的，大人们挥镰收割，女子娃娃们跟在屁股后面拾麦穗，这是庄稼人最繁忙的时刻，不仅要夏收，还要夏种。糜子荞麦都要赶着种下去。“荞麦出土就开花，七十五天就归家”，晚了可不行。夏末秋初，漫山遍野的荞麦花开，红粉接天，清香弥漫，蝶飞蜂舞，哪像庄稼地，分明是花海一般。“麦到芒种谷到秋，寒露才把豆子收。”糜谷成熟的时候，就又该种麦了。
“九月里九重阳，收呀收秋忙”，庄稼人的辛劳，此时见了分晓，谷子糜子高粱玉米豆子芝麻一股脑地堆上了场。人们碾谷子，打连枷，掰玉米，拾棉花，忙个不可开交，直到各种农作物都分到了自家的寒窑里，繁闹的乡村才开始消停下来。
冬季地里没有了庄稼，陕北寒冷，冻土足有三尺厚，满山都是光秃秃的，人们开始闲了下来，但并不是无事可做。收拾农具，储存饲料，起圈积肥，准备第二年的生产。倒是婆姨们开始忙了起来，她们把花儿与庄稼都剪成纸花，贴在窗户上，让它们在暖暖的窑里继续盛开。
不单是农业劳作，人们生活的其他方面也与农时密不可分。“肥正月，瘦二月，死不下的三四月。”三四月是青黄不接的时候，那时几乎家家都没有余粮，若不节省着吃，就熬不到夏粮下来的时候。“二月羊，撂过墙”，二月里的羊没草吃，瘦成一把柴，若是死了，老乡们就把它撂在山上，不会去吃它。可我们知青却不管这些，那羊再瘦，好歹也是肉啊，捡了回来，煮一大锅羊汤，美美地餐了一顿。“麦黄糜黄，绣女下床”，到了农忙时节，女人们也要放下手里的针线活，跑到场上去帮忙。更有绝的，人们会用农时来比喻长幼关系，一个家里，如果大儿子还没找上媳妇，小儿子倒先结婚了，大儿子对父母不满意，便发牢骚道：“怎么大麦还没黄，小麦倒先黄了！”人们忧伤了，也会拉扯上季节做伴，“秋分的糜子寒露的谷，口里头唱曲心里头哭。三春的黄风数九的冰，难活不过个人想人。”
自打回了北京，生活里逐渐淡了农时的影子，但作为曾经亲近黄土地的人，心里不免时时存有一些念想。也许有人会说，你写的这些都是农业文明的事，如今是信息时代，谁还看着庄稼算日子呢。此话不错，城里人的时间几乎就是纯数学的概念，一年十二个月，分成四个季度，一天工作八个小时，每个小时定额是多少，都有计划，ＩＴ精英们的产值甚至要以分秒来计算。不论春夏秋冬，人们干的都是一样的活儿。城里人们的节日，也渐渐的与农作物没了关系。但尽管科技进步日新月异，人的一日三餐却是免不了的。既然要吃饭，就还得种庄稼，还得看农时。中国仍是个农业大国，人还没有进化到不用粮食就能填饱肚子的阶段，中关村尽管繁华，从事高科技的人们，也总得有个吃饭的地方。
不过我的担心却来自另一个方面，这些千百年来形成的生产规律，还会那么可靠管用吗，如今的世界，什么厄尔尼诺现象，温室效应，全球气候异常，酸雨毒雾水污染，持续的大旱、大涝，百年一遇，千年一遇，已不罕见。春雨推后，霜冻提前，依照祖先传下的农谚组织生产的人们，能够应付得了吗？但愿我这是杞人忧天，否则就得让科学家们为农民制定新的农作表，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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